对话乔什·萨弗迪:关于电影《至尊马蒂》与“美国梦”的双重引号 作者:Catherine Shoard 译
作者:Catherine Shoard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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译者:覃天
校对:易二三
来源:《卫报》(2025年12月17日)
提起乔什·萨弗迪,很多人会立刻想到他和弟弟本共同打造的那些电影——《原钻》、《好时光》、《天知道》。那种贯穿始终的凌厉节奏,那些关于投机者四处闯荡、铤而走险的故事,已然成为这对兄弟导演的标志。
去年,这对搭档各自独立执导了一部基于现实运动员经历的改编电影。本带来了由“巨石”强森主演的摔跤题材剧情片《粉碎机》;而乔什则将镜头对准了上世纪50年代纽约的一位乒乓球手,由此诞生了松散取材于马蒂·雷斯曼生平的作品《至尊马蒂》。雷斯曼曾是鞋店店员,一心渴望在乒坛出人头地,为此不得不绞尽脑汁赚钱,只为攒够前往伦敦和东京参加锦标赛的旅费。

《至尊马蒂》
这部弥漫着80年代合成器音乐风格的作品,是独立电影公司A24迄今为止成本最高的一部电影,也被视为颁奖季的有力竞争者,有望为其主演、导演和编剧带来重要荣誉。影片更集结了一组近年来堪称最狂放、最具个性的配角阵容:大卫·马梅、桑德拉·伯恩哈德、走钢丝艺术家菲利普·帕蒂、时装设计师艾萨克·米兹拉希、英裔印度学者皮科·耶尔、导演阿贝尔·费拉拉,以及说唱歌手“造物主泰勒”——泰勒·奥康马。
值得一提的是,格温妮丝·帕特洛为此短暂结束了“息影”状态,在片中饰演过气影星凯,并与马蒂发展出一段情缘。另一边,加拿大企业家凯文·奥利里——美国版真人秀《创智赢家》(即《龙xue》美国版)中那位人称“神奇先生”的投资者——献出了他的大银幕首秀,饰演凯的亿万富翁丈夫米尔顿。马蒂与米尔顿之间那种微妙而充满张力的关系,不免让人联想到电影《钢琴家》中盖·皮尔斯与阿德里安·布罗迪之间那种暗流涌动的角力。

问:你曾提到,马蒂这个角色体现了美国在战后岁月中所表现出的自信、傲气与雄心。那么,今天谁又能代表美国?
乔什·萨弗迪:二战胜利之后,“美国梦”才真正被点燃:那是一种个体可以改变世界的信念。无论你来自何方,都可以成为任何人;你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荣耀,也能为自身的存在找到意义。
到了20世纪80年代,情况发生了变化。美国正试图从越战失利以及随之而来的文化与经济低迷中走出来。于是,里根试图重新唤起“美国梦”。但这时的“美国梦”,已经需要打上引号了。80年代是第一个后现代时代,并且可能是延续至今、影响力最深远的时代。直到今天,走在街上依然能听到80年代的音乐。可以说,那是最后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主义运动。也正是在那个时期,资本主义宣告胜利,过去开始与未来纠缠,而未来,不过是一遍遍地回望过去。

那么现在呢?由于80年代的影响持续至今,那种对繁荣的追逐——所谓的“美国梦”——恐怕得打上双重引号了。而且,实现它的难度,或许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大。
问:这部电影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索尔·贝娄和菲利普·罗斯那一脉的战后文学:一群年轻的犹太男性,迫切想在纽约这座城市挣得一席之地。
乔什·萨弗迪:没错,这类人对我有着强烈的吸引力:他们眼神里混合着天真与固执,活得急不可耐,仿佛游离于时间线性规则之外。巴德·舒尔伯格的《萨米为何奔忙?》对我影响很深,莫迪凯·里奇勒的《杜迪·克拉维茨的学徒生涯》同样如此。那种对纽约下东区生活的描摹——一群古怪而鲜明的人物,在混乱中彼此挤压、层层叠叠地生活——总让我着迷。我和联合编剧罗纳德·布隆斯坦还阅读了大量非虚构作品,说实话,其中不少文笔并不出色。但有趣的发现是,文字写得越差,有时反而越适合改编成电影,因为留下了更多想象和重塑的空间。

问:你是否认为,某些族裔群体身上天然带有某种特定的焦虑?如果这个故事的主角不是来自犹太社群,你觉得故事还能成立吗?
乔什·萨弗迪:不得不承认,犹太文化里确实存在一种挥之不去的不安感。它未必直接源于《旧约》文本,更多是一种历史传承下来的文化经验:总是在重建,总怀有“也许下一刻我们又得离开”的警觉。这是一种长期漂泊、不断迁移的文化所沉淀的特质。这种不稳定性,在某种程度上孕育了精神的深度;但同时,也无可避免地让一种深刻的焦虑潜伏在了生活方式之中。
问:在影片接近尾声的东京锦标赛段落,米尔顿称自己是个“吸血鬼”。他究竟想表达什么?
乔什·萨弗迪:战后的日本呈现了一种非常独特的状态:一个原本在情绪上高度紧绷、甚至相当暴烈的文化,竟然以那种方式接受了战败,这本身就很值得玩味。对他们而言,战争直到1952年美军开始撤离才算真正结束。
当时我想到一个很有意思的关联:日本恰恰是通过乒乓球走出战后孤立的。他们发明了一种名为“原子球拍”的新式球拍,并借此横扫所有对手。那个时代,也是被动殖民、投机式掠夺、企业殖民和全球化初见端倪的时刻。当然,当时也存在许多保护措施,防止美国公司长驱直入。有个说法是,索尼(Sony)这个名字,就源于其日本创始人听到驻日美军口语中的“Sonny Boy”(小家伙)。

所谓的吸血鬼,与那些试图吸干地球资源的人并无本质区别:他们都是寄生虫,依赖宿主生存。米尔顿正是这样一个冷酷的、高度企业化的资本主义殖民者。这类人不会消失,他们会一直存在。他们所做的事情里,确实包含某种“技艺”——尽管伴随着巨大的破坏——但偶尔也会显露出一种奇异而冰冷的美感。正因为如此,我才邀请“神奇先生”凯文·奥利里来扮演这个角色。他在真人秀里就是那个典型的“混蛋”角色,最粗鲁、最讨人嫌。有趣的是,连“吸血鬼”这句台词,都是他自己在表演时即兴想出来的。
问:贝拉——由《索尔之子》主演盖佐·罗赫里格饰演,他是马蒂的朋友,也是一位同样出色的乒乓球冠军——告诉马蒂,自己在奥斯维辛集中营时,曾偶然发现几个蜂箱。他偷偷把蜂蜜涂满全身,让其他囚犯舔食。
乔什·萨弗迪:这段情节基于真实事件。阿洛伊齐·埃利希,一位来自匈牙利的犹太乒乓球天才,因为被集中营军官认出并知晓其才能,才侥幸活了下来。他是个天才。这项运动似乎总能吸引这类古怪的人:智商极高,却不适应传统教育或稳定的工作。他们既能像埃利希当年那样(电影中由罗赫里格的角色复现)拆除冲击波,也能因为国际背景和开阔眼界,出入克拉里奇酒店这样的地方。就是这么一个关于蜂蜜的小故事,让我对大屠杀的理解,甚至比观看一些专门以此为题材的电影来得更具体、更刺痛。

米尔顿的愤怒源于他在战争中失去了儿子,而他觉得,这场战争部分是为了“保卫犹太人”。所以,他对马蒂说的那些话里,潜藏着一种未被言明的反犹情绪。那是他消化创伤的一种扭曲方式。当然,我本人并非那种认为整个世界都透过单一棱镜看待问题的人。我对这类复杂性的承受力要更强一些。
问:舔食蜂蜜所象征的牺牲,与吸血鬼式的吮吸形成了鲜明对照。
乔什·萨弗迪:而更直接呼应“吸血鬼”意象的,其实是马蒂与凯在酒店房间的那场戏。美术指导杰克·菲斯克做了一些非常巧妙、甚至带点滑稽感的设计,比如在房间四周布置了让人联想到特兰西瓦尼亚(吸血鬼传说发源地)的画作。凯几乎是在字面意义上咬住了年轻马蒂的脖子。她想从这个男人身上吸走青春,一并夺走他的激情。

问:如今上了年纪的人,也会抱有类似的心态吗?
乔什·萨弗迪:当代社会对青春的执著,恐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。在我们有生之年,很可能会看到富裕国家的人均寿命再延长五十年。再往后,甚至可能逼近某种形式的“永生”。这其实挺可怕的。因为“结束”很重要,“叙事”需要边界。想象一下,如果你坐下来看一部电影,却发现它根本没有片长限制,那会是多么可怕的体验?
同样令我感到不安的,还有电磁灾难的潜在风险,害怕一切在瞬间化为乌有。假想未来某种高等智慧生命抵达地球时,我们已经消失,所有硬盘都已损坏。外星人大概也不知道如何读取里面的信息。但如果是记录在胶片上的影像,他们至少还能“看”到。这便是我一直坚持用胶片拍摄的原因之一——它的物理介质,或许能穿越更长久的时间。

问:你认为这种风险发生的几率有多大?
乔什·萨弗迪:逻辑上讲,只要一件事有发生的可能性,时间足够长,它就迟早会发生。或许在那之前,会先有小行星撞击地球。这些当然是推测,我也承认自己有时会有点偏执——但我手头确实有一些存满童年扫描照片的CD,如今已经无法读取,信息彻底丢失了。所以不禁会想,连这些身边的介质都如此脆弱,一个庞大的云端数据中心被摧毁,似乎也并非难以想象。
现代社会的生活本身就内置了易逝性。曾有人建议我,应该去收藏20世纪的物件,因为它们会最具价值——那是我们亲眼见证一切发生剧变的时代。
问:《至尊马蒂》从一个生命受孕的瞬间开篇——我们看到精子游向卵子——而整个故事就发生在随后的九个月里。这是否在反驳“怀孕期间男人无所作为”的观念?另外,男人是否也像精子一样,天生就被设定为彼此竞争?
乔什·萨弗迪:在我看来,男人常常是“迷失”的,而女性对人类存在的目的,往往有着更具体、更切实的理解。电影中,在那片汹涌的精子浪潮里,有一个仿佛在思考:我必须成为被选中的那一个。而卵子只是静静地等待。如果将视角拉到宇宙尺度,那些卵子宛如一颗颗行星。

我女儿出生时,她需要的是母亲,而不是父亲。这种认知会逐渐渗透,引发一种奇怪的存在性倦怠:父亲到底是什么?父亲的意义究竟何在?电影里有一处,马蒂对怀孕的女友瑞秋说:“我是有使命的。你没有。”所以她笑了。但意味深长的是,他真正的梦想其实是那个“卵子”,而它后来化身为一颗定制的“至尊马蒂”乒乓球。兜兜转转,他最终成了自己梦想的“父亲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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