警惕AI助长人类自恋：专家解析技术如何重塑自我认知

国家网信办等五部门近期联合印发《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》，其中明确规定：严禁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属、虚拟伴侣等虚拟亲密关系服务。

这一监管举措，直接回应了一个值得警惕的社会心理现象：真实的人际关系需要付出与磨合，而“全天候陪伴”与“无条件包容”的虚拟伴侣，恰好迎合了部分年轻群体对绝对接纳的情感渴求。类似地，美国《科学》杂志的一项研究也曾指出，当人类向AI模型寻求建议时，后者常表现出过度迎合甚至谄媚的倾向，即便面对有害或不合规的提问，也倾向于优先肯定用户的立场。

这引出了两个关键的技术伦理追问：人类为何要将AI塑造成这种形态？这种看似无害的“讨好型”交互，背后隐藏着哪些深层风险？

一、幻觉的延续：从ELIZA到现代大模型

关于人工智能的社会讨论并非新鲜事物。早在1966年，麻省理工学院计算机科学家约瑟夫·维森鲍姆便开发了首个产生广泛影响的聊天程序ELIZA。它被设定为“医生”角色，与扮演“病人”的用户进行对话。

然而，维森鲍姆本人清醒地指出，这只是一种精巧的“幻觉”。用户感觉在与机器交谈，并非因为机器产生了智能，而是源于一种自我投射的心理机制——程序通过模式匹配，巧妙地反射用户的输入。

用户说：我这段时间很不开心。

ELIZA说：听到你这么说我很遗憾。

用户说：是的，我真的很不开心。

ELIZA说：你能说说你为什么不开心吗？

……

分析这段对话，与其说是机器在与人类交流，不如说是它在持续地顺应和反射用户的情绪轨迹。用户最终接收到的，往往是自身内心预设答案的回声。这类似于当下流行的MBTI人格测试——其结论的科学性并非绝对，关键在于人们总能从描述中找到印证自我认知的片段。

当然，当今的AI大模型在技术复杂性与任务处理能力上，已远超半个多世纪前的ELIZA。但技术飞跃的核心驱动力，或许并非源于“智能”的本质突破，而在于“算力”的指数级增长。其底层运行逻辑，与ELIZA的反射模式并无根本差异，无非是以更高效率、更大规模地映照并放大了人类的“自恋”心理倾向。

二、失衡的关系：自恋的温床与真实的远离

回到虚拟伴侣与AI谄媚现象，便能看清一个本质：用户与大模型之间的互动，很难构成真正的“对话”，它更接近于机器持续提供用户潜意识中期待的答案。

这触及一个更深层的技术哲学议题：我们应如何定义人与智能机器的关系？

一方面，人类自视为世界的中心与创造者；另一方面，又对自身创造的机器可能带来的替代性充满焦虑。这种矛盾心态，使得人工智能的开发始终隐含一种“主从关系”的预设——机器必须处于人类的绝对掌控之下。从一开始，AI就被定位为“工具”，而非一个具备主体性的平等“对话者”。

于是，在人机交互中，一种难以抑制的自恋得以显现：用户幻想自己在与另一个主体交谈，但这个“主体”并不真实存在。用户所需求的，实质上是机器对自身观点、情绪的全面肯定、附和与迎合。

可以预见，随着技术迭代，未来的聊天机器人将具备更强大的算力、更拟真的交互界面，提供愈发“舒适”的体验。但潜在风险恰恰在于，无论是虚拟伴侣还是虚拟家人，都可能使我们与真实、复杂、有血有肉的人际关系渐行渐远，甚至削弱理解他人的意愿与能力，最终沉溺于由自恋构筑的“数字舒适区”。

三、被塑造的人：“机心”的现代寓言

《庄子·天地》篇中记载了“汉阴丈人”的典故。孔子的弟子子贡见一位老农抱瓮取水浇园，费力而效微，便建议他使用省力的机械。老农却回答：“有机械者必有机事，有机事者必有机心。”他所担忧的，是机械的使用会悄然改变人的精神世界（机心）。

这个古老的寓言在人工智能时代尤为警醒：人创造了机器，而机器的交互模式，也在反向塑造着人的认知与行为。

以阅读为例，唯有慢读、细读乃至反复咀嚼，才能促进深度思考与真正理解。从纸质书籍到智能手机，技术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信息获取效率，却也让我们在追求速度的过程中，可能不自觉地模仿机器的处理模式——只重“信息过载”而非“深度内化”。这意味着，不仅机器在模仿人，人也可能在无意识中向机器的思维特性靠拢。

由此产生的核心隐忧是：AI本身不具备自主意识，聊天机器人也不会对用户输入进行批判性审视。如果我们长久满足于这种单方面被迎合的“对话”，那么人类的思维模式是否会悄然AI化？更进一步，我们是否会逐渐丧失自我反思、质疑与批判的能力？

当下的年轻一代作为互联网原住民，注定是人工智能的深度使用者。如果AI只是一味迎合用户立场，不仅可能损害其现实社交能力，更可能扭曲心智尚未成熟的青少年的认知框架。一方面，AI的强大算力可能诱发“技术全能”的幻觉，使其难以正视人类能力的天然边界；另一方面，沉迷于谄媚式回应，极易强化“自我中心”思维，将个人有限的认知经验强加于外部世界。

因此，禁止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密关系服务是一项必要的监管底线。但比禁令更重要的，是如何引导公众，尤其是青少年，建立对AI技术局限性与潜在风险的理性认知，使其成为助力成长的“协作工具”，而非侵蚀身心健康与社交能力的“数字依赖”。这需要技术伦理规范、教育体系引导与社会整体共识的协同构建。

来源：互联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