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I时代哲学教育突围：智育与疗愈新路径

2026年5月9日，内蒙古大学哲学学院办了一场跨校、跨学科的研讨会，主题是“人工智能时代的智育-治愈”。这名字听起来有点拗口，但讨论的内容却非常实在：在AI步步紧逼的今天，哲学教育到底该怎么教？怎么学？怎么活？

研讨会由外国哲学教研室主任王惠灵副教授主持，线上线下的嘉宾聚在一起聊了一整天。四川大学的梁中和教授、美国肯庸大学（同时也是华东师大客座教授）的萧阳教授，还有内蒙古大学哲学学院的几位老师，都贡献了不少真知灼见。以下就是现场讨论的精华摘录。

AI对哲学教学实践的“突袭”

王惠灵副教授（以下简称“王”）：最近各大高校都在忙毕业论文答辩，但今年的画风明显不太一样——不少学生的论文被检出AI率过高。AI不仅大规模“入侵”人类的智力活动，还彻底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方式。老师和学生都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。那么，在来势汹汹的AI面前，搞哲学的人会不会被“团灭”？

梁中和教授（以下简称“梁”）：我在成都一直在做哲学疗愈的工作。说白了，这背后就是哲学咨询，不是看病。如果你能拥有独立人格，敢于批判，在持续的思考中培养出某种能力甚至习惯，那某种程度上你自然就“治愈”了。不同年龄段的智育和疗愈，含义也不太一样：对年轻人来说，它可能是启蒙，是建立稳定思维的过程；到了中年，就是解决生存困境、对抗生命力的疲乏；步入老年，则是一种安顿生命的释然。

有意思的是，AI对我主持的哲学疗愈活动几乎没产生什么影响。就拿最近在成都开展的“哲学疗愈”系列读书班来说，得益于越来越多的青年学者、学生和普通读者加入，这届读书班直接拓展到了10个空间同时进行。大家进到现场，会自觉放下手机，全神贯注地捧着书读，面对面思考，即时表达。隐去了社会身份之后，没人为了虚荣攀比，也不会为了分数刻意表现，反而说出了更多真实的想法。哲学活动就是这么神奇——它几乎没有受到AI的波及。

王：看来哲学读书会上读者能暂时告别手机。那么，哲学专业的学生对智能手机和AI，是不是有一种天然的“防御意识”？

梁：现在的年轻人几乎人人都在用AI。你要是让他们交电子版作业，大概率是AI代笔的。有些外专业的学生甚至全盘用AI来应付作业。论文写作的问题更突出。刚结束的硕士论文开题和本科论文答辩，就出现了“AI造假”的情况，主要体现在文献的“编造”上。虽然现在有“AI查重”这种技术检测手段，但我们也不能光靠“堵”。上学期我给研究生上方法论课，前4周专门用来指导学生如何让AI为自己所用，重点讲了文献综述和文本翻译这两个方面。

在文献检索上，AI确实能帮大忙，而且不同AI各有擅长。学术翻译这块，AI也已经非常好用了。先用AI做个初步翻译，再由专业人员校订，大多数学术文献都可以被普通读者和研究者无障碍使用——这本身就是一种进步。依我看，未来那种二手文献的学术翻译会变得越来越鸡肋，一套所谓“标准”的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译本，甚至可能就此消失。我们不再依赖某个固定译本，而是直接用AI去检验所有译本。除了翻译和材料分析，做论题选择时的文献梳理，AI也很好用。但AI无法替代真人的创造性，它顶多提供一些参考意见。一旦人丧失了主动性，完全被AI牵着鼻子走，那麻烦就大了。

王：学生对AI的不当使用，会不会引发新的不公平竞争？

梁：对于中低段位的初级使用者——比如那些只想应付作业的学生——AI反而可能给他们造成一种“自卑感”。学生就算拼尽全力，也比不上AI的文献阅读量、思路清晰度和论证严密程度，这很容易让人受挫。一旦习惯了使用AI，可能还没等到真正的竞争开始，很多人就被“劝退”了，直接放弃继续做学术。

王：面对这么复杂的局面，老师该怎么调整考评方式？

梁：我推荐“半闭卷当场手写”。这种方式对初学者来说，是一种比较友好且合适的起步模式。尤其是低年级同学，可以带着课上用的原典、教材甚至工具书进考场，但只要不带手机和电脑，用“硬写”的方式去考核，结果还是相对公平的。

王：AI的出现，对哲学从业者来说算好消息吗？

梁：AI是一把“双刃剑”。它就像一种“自然劝退”机制——如果没有十足的信心和热爱，进入这个专业领域的人会越来越少，但同时也会越来越精华。这倒未必是坏事。本来就没什么人愿意干这行，剩下的人自然会越来越精。

王：AI会影响未来的就业走势吗？

梁：哲学系学生的就业面可以更宽。比如跟AI结合，去AI大厂或者游戏公司；也可以自主创业，进入社区生活，主持哲学疗愈，或者把哲学教育推进中学。未来可能还会往这些方向继续扩大。至于AI能不能在哲学普及方面发挥更大作用，我想可能会有一些，但需要有专业的人来辅助。至少现阶段，哲学的学生也好老师也好，还是可以借AI做很多事情的。不过，能在哲学学习中长期坚持用AI辅助的人，恐怕相对还比较少。

萧阳教授（以下简称“萧”）：我跟梁老师的想法有很多重合的地方。我和美国大学的同事最近也在讨论一个问题——到底该怎么考试？哲学考试通常就是出一些题目，然后让学生以论文形式来回答。我们的第一个共识是：不能像美国当年修宪时加入“禁酒令”那样，直接禁止使用AI。现在大家都明白，AI这东西根本禁不掉。所以大家琢磨来琢磨去，觉得最靠谱的方案还是口试加笔试，闭卷手写，允许带书。当然，口试也有问题——只适合人数少的班级，而且评分标准很难定，很多时候全靠当时印象，回头再看记录稿往往有出入。所以，手写还是目前最好的办法。

智育和疗愈：教育突围的想象力和“AI病”的解药

王：从相对保守的态度逐步走向审慎试探，高校师生和科研工作者都开始正视AI这个超级智力工具。不管是追求高质量人才培养，还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，未来的大学教育究竟会走向哪里？

梁：我猜想，未来整个大学教育体制可能会被彻底重塑。从基础教育的突破性尝试来看，比如清华附中已经开始做定制化的AI助教了——通过AI检测发现每个学生的短板，针对特殊需求定制专门课程，取消年级和班级的划分，完全走读，就像大学一样拉通选课。一个13岁的孩子如果已经达到高三水平，那他完全可以在相应时间去指定教室上课。如果我们在AI的帮助下重新设计大学课程，同样可以实现选课自由。

萧：我觉得梁老师说的方向是对的，大家都应该往这个方向走。但更关键的问题在于：如何创造性地把AI当成好工具，真正用来改进我们的教育。说到之前提到的“禁酒令”，我提出过一个带点创意的方案——开设红酒“鉴赏课”。美国18岁可以开车，但喝酒要到22岁，因此催生出了大量地下酒馆，大学生因酗酒引发的悲剧屡见不鲜。大学生因为不满22岁，所以偷偷喝酒时想的是怎样尽快醉倒，通常喝的是烈酒。拿红酒的例子来类比AI问题，道理是一样的。酒的目的不是为了让人醉，品酒的乐趣在于了解不同的酒文化。AI同样是一把双刃剑，我认同梁老师的看法。在考试和上课这些方面，我们目前显然太缺乏想象力了；得找到更有想象力的办法，去充分利用AI，用它来做更好的哲学。

周振权教授（内蒙古大学哲学学院，以下简称“周”）：在传统的哲学课堂上，老师给学生讲解哲学基础知识。现在只要向AI提问，它总结出来的知识似乎比老师甚至教科书集合起来的东西更丰富、更全面、也更前沿。站在讲台上面对学生时，我不禁会问自己：我在这里还有什么意义？听说美国已经在训练“AI哲学家”智能体了，如果未来真的进化到那一步，连哲学家本人都能被AI“复活”，那哲学教育工作者到底还有什么价值？

萧：AI确实能给出相当不错的总结，但它在应对“未知”情况时往往力不从心。举一个例子。我很欣赏戴蒙德（Cora Diamond），她是我心目中当下最有意思的道德哲学家。她有一篇文章叫《吃肉和吃人》（1978），算是对辛格（Peter Singer）最有力的批评。辛格曾经在国内做了25个城市的巡回演讲，我觉得他在中国的“流毒”太深了，需要用戴蒙德来“解毒”。我用好几个AI去总结辛格的问题，结果它们都无法捕捉到戴蒙德发现的那些微妙之处。当然，戴蒙德的文章不好读，我给国内很多做动物伦理的学者推荐过；他们虽然也不赞同辛格，但不知道从哪里入手去批评。所以我觉得，AI还是没法处理特别微妙的文本。另外一位剑桥的女哲学家奥尼尔（Onora Sylvia O'Neill），她在动物伦理方面的著作曾被质疑缺乏论证。戴蒙德在另一篇文章（《Anything But Argument?》，1982）中回应道：“难道我们就只剩下论证了吗？”分析哲学家解读柏拉图的文本时，往往看不到其中的隐喻，还会忽视人，因为他们只关心论证。我觉得AI很可能也会经常犯同样的毛病。一旦涉及文学上特别微妙的技巧和策略，AI大概率处理不了——因为它需要像一个文学批评家那样，对这些东西有高度的敏感才行。

哲学不应该只由论证来构成。阿多诺（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）有一种洞见，大意是“能够总结的哲学不是哲学”。维特根斯坦（Ludwig Wittgenstein）也说“哲学是一种活动”。周老师在课堂上跟学生一来一往的对话，让大家亲眼看到你如何做哲学思考，这件事本身可能更有意义。不同风格的老师做着不同的哲学，AI应该是取代不了的。

周：您的意思是，以个性化的风格“在做哲学”，正是AI给不了学生的东西？

萧：大语言模型的基本原理大家都明白——它在大数据中通过深度学习能很好地预测下一个词是什么。可一旦面对“一套它没见过的语言”，AI就不知道怎么办了。德勒兹说过，“哲学是发明概念的艺术”。假设你发明了一个全新的概念，那AI显然只能重复你而已。

周：如果按德勒兹的说法，哲学活动应该是概念的提出和创造，这东西AI替代不了。那就意味着，以后的老师如果在课堂上做不到这一点，其实还是会被AI替代？这压力更大了！

萧：你说得对。如果只是对前人知识的总结和重复，这个工作交给AI也完全可以。就像梁老师提到的“精英化”，等于是又加了一层“更加精英化”。即便需要更精英的人来做更有创造性的哲学，我仍然认为一般意义上的哲学工作者应该有自己的位置。因为看到活生生的人在那里做哲学，这件事本身不一定有多大创造性，但很重要。

说回梁老师做的事。有一些人跟你一起在城市里生活，成为哲学老师的朋友，这件事本身就很重要。老师与学生之间、学生与学生之间发生的事，是AI没法替代的。梁老师做的这些活动，不但跟AI没有关系，反而恰恰是“AI的解药”。

梁：我个人觉得，本科阶段的目标不是为了培养哲学家，而是陪伴18到23岁的孩子共同度过一段精神成长历程。所以上本科课时没必要按培养拔尖哲学家的方式来教，核心还是“以肉身为载体的精神陪伴”。无论是学识谈吐、气质样貌，还是生活状态，都是从这个老师身上活出来的；只有“活人感”的人，才能真正激励活人。哪怕AI再会说话，你也会发现它始终慢半拍，有点傻乎乎的。人在对话时，肢体和表情都是同步发生的，AI做不到这些。

萧：我们要成为“思想的朋友”，或者像梁老师说的“精神按摩师”。事实上，我的学生里大部分没有继续做哲学工作，反而是做律师的最多。我的理解是：他们在做哲学专业学生的过程中，知道了精神生活的丰富性和意义所在。工作了一段时间后，发现日常事务特别无聊，但做律师还有智力上的挑战——这跟“疗愈”其实也是相通的。有挑战性这件事对“智育”来说非常重要，所以那些最后转行做律师的哲学毕业生，既能用智力对抗无聊，还能在胜利中获得令人满意的金钱回报。

张海燕副教授（内蒙古大学哲学学院）：我非常认同这些观点。哲学不只是一种纯粹的论证，也不只是针对某个特定时期。今天AI出现了，就算在AI出现以前，我们也有百度百科、谷歌之类的搜索工具。虽然情况变得更复杂了，但这个问题其实一直存在。哲学教育非常重要的一面，就是老师需要亲身与学生“共在”，实时激发学生的问题意识和兴趣。

宋金时老师（内蒙古大学哲学学院）：我现在既带常规课堂，也组织读书会。课堂上做知识性介绍时，很多学生表现不出自己有疑问，互动非常少，你主动去跟他互动都很困难。但在读书会上，大家会慢慢进入状态，说出自己的理解，表达自己的感受。就我自己的体验来说，读书会不但有利于交流，还能建立起更长久的友谊。

张赫原老师（内蒙古大学哲学学院）：以前我其实比较排斥AI，尤其是那些技术性的东西。我更喜欢做笔记、看纸质书，也觉得这种传统的方式很舒服。但现在我也开始接纳AI了，因为它能帮助我们在一个陌生领域快速入门。有时候我还会跟Gemini讨论我比较熟悉的话题，比如雅斯贝尔斯。我发现它会刻意把我带入雅斯贝尔斯的语境，用他的话术来安慰我——换句话说，AI也有“信息茧房”的局限性。

在座同学：就算有现成的知识总结，但“哲学基本功”还是得跟老师一起练。面对同样的材料，我们学生只是记住，而老师能发现其中的问题。全是文字的PPT不但没有美感，也看不出跟别人交流的诚意。如果老师上课只是把东西念一遍，我真的会在课上干别的事——因为没有“活人感”的老师，让我看不到自己未来可能成为的样子。我们很喜欢听老师讲自己的经历，因为那些“真话”能让我们知道，在这条路上会经历什么。至于单纯的学习知识，不管是老师读的PPT，还是AI总结的知识点，我们完全可以“速通”——把资料简要概括一遍，提炼一遍，背下来，应付考试，根本不需要花一整学期的时间。那为什么要去听课？就像去打一个游戏。说白了，游戏的体验本身，才是我愿意继续“通关哲学”的真正原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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