学术打假人耿同学：一位理想主义者的墓志铭与争议

近几个月，一位名为“耿同学讲故事”的博主，连续公开质疑了五位高校教授团队的论文数据，在学术界内外引发了持续震荡。

在他的视频中，你能看到一种独特的混合：严谨的数据分析，穿插着犀利的黑色幽默。他逐一点开发表在《自然》等顶刊上的论文，指出图表中那些违背科学常识的异常——有时是两组本应独立的数据曲线离奇重合；有时是小数点后的数字分布，暴露出人为篡改的痕迹。

令他感到讽刺的是，部分造假手法“粗糙到近乎直白”，仿佛作者连基本的掩饰都放弃了。这些视频不断指向一个核心问题：为何如此明显的异常，能通过层层评审在顶级期刊发表？为何圈内许多人心照不宣，却鲜少有人公开质疑？

余波未平。被他点名的五位教授所在高校，均已启动内部调查。其中，同济大学在调查后，对涉事的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王平作出了正式处理。

许多人将他定义为“学术打假人”。但回溯其视频内容，除了具体案例的剖析，更多是对科研生态与学术文化的系统性反思。他本人曾是一名生物科学博士生，也曾怀抱理想，相信通过扎实工作能在某个领域取得微小突破。

转折发生在2024年。他开始在B站制作视频，以冷静而诙谐的叙事，拆解科研世界的种种悖论。也正是在那段时间，他陷入了抑郁状态。

他不断追问同侪与导师：“这项研究究竟创造了什么价值？”当最终确信传统的科研路径已无法承载其追寻的意义时，社交媒体提供了一种新范式，让他能以外部视角重新介入这个体系。

尽管获得了广泛关注，耿同学很快感到了某种倦怠。仅仅促成几篇论文撤稿，距离他期望的系统性改变依然遥远。以下是他的自述。

我只针对那些“杰青”课题组

鉴定一篇论文，我通常需要投入半天时间，细致排查数据中的疑点。有些论文的造假手段之拙劣，堪称荒诞——作者似乎连基本的“表演”都省略了。事实上，只要他们稍加修饰，我很可能无法察觉。但这种“肆无忌惮”，恰恰折射出一种“你能奈我何”的傲慢。

这些发表于顶刊的造假论文，最直接的危害是吞噬科研经费。这些资金源于国家投入，本质上，此类课题无异于一种制度性浪费。圈内人大多心知肚明，不会将其视为严肃成果。它们往往对学科进展毫无推动，只是在封闭体系内空转、互引，形成一种内卷化的“养蛊”循环。

这引出了一个根本性问题：为何部分“杰青”、院士学术声望卓著、论文汗牛充栋，但其研究对现实产业的技术转化贡献却近乎为零？这本身难道不是最值得警惕的信号吗？

我期望借此事件，推动一项科研范式的根本变革：强制性的重复实验验证。并且，应从资源充沛的顶尖课题组内部开始实施。

我们不妨先假设这些“杰青”同样是受害者——功成名就后，他们理应也不愿看到团队出现学术污点。那么，解决方案其实直接：在课题流程中嵌入一个标准化环节，即安排不同成员进行独立重复实验。

具体而言，论文主要作者完成首轮实验后，需将全部原始数据与实验条件详细归档，由课题组内其他成员（硕士生甚至本科生即可）独立完成第二遍、第三遍验证。一个实验包含多个步骤，无需全流程重复，只需在关键节点上设置一两个交叉验证环节，造假的空间就会被急剧压缩。因为你知道后续有人复核，前序步骤还敢轻易作假吗？

当不同人员参与实验的不同环节，合谋造假的成本与风险将呈指数级上升。况且，重复验证本就是科学方法论的基石，只是从“一人包办”转向“多人协作”，并不会额外消耗核心作者的时间精力，他们反而能更聚焦于前沿思考。

这种“论文质检”机制至关重要。我们手中握有涉及部分“杰青”课题组造实的证据。在公开曝光前，我更希望他们能主动启动自查。这不仅是为了清理历史问题，更是为了规范未来研究。

这件事，也只有“杰青”这类掌握充足资源的团队有能力率先推行。普通课题组资源有限，并非我们针对的对象。在资源尚可的团队，学生只要踏实工作，顺利毕业并非难事。唯有那些处于边缘、资源极度匮乏的课题组，学生为求毕业才可能被迫冒险。而对于“杰青”们，他们早已超越“生存”需求，追求的是更高层次的学术声誉。

究竟什么是有意义的课题？

我在博士第五年选择了退学。这并非我或导师任何一方的个人过失，而是整体环境超出了个体能调控的范畴。

或许，现实与我的科研理想落差过大。我期望所做的课题具备实质价值，能对国家科研事业有所贡献，毕竟这个过程消耗了公共资源。攻读硕士初期，我确实能从实验中获得热情，每日早出晚归扎根实验室。但很快，我发现自己从内核上无法认同所从事的课题方向。

什么是有价值的课题？它最终应能导向实际应用，或解决某个具体问题，至少也应对产业实践有所启发。如果仅仅为了发表论文、晋升职称而存在，我认为那是一种学术尊严的丧失。研一阶段，我追问最多的问题便是“这个课题的终极意义是什么”。问得多了，同窗往往会无奈地回应：“这东西能有什么意义？”——他们当年可能也曾追问，最终却选择了沉默。

为何会如此？研究生、博士生不做实验无法毕业，但导师同样面临重重制约。他们之所以无法提供一个更具前瞻性的大方向，很可能是因为只有某些特定领域容易获得经费支持。

当某位权威学者确立了主流方向后，其周围自然会聚集一批关系密切的青年学者。紧跟权威的方向，意味着更容易获得资源倾斜。科研体系内部，就这样形成了以少数核心专家为圆心的资源扩散格局。离圆心越远，获取经费的难度就越大，研究就越难开展。即便你的课题方向新颖，也不得不设法向主流话语靠拢。

这种“削足适履”式的研究，进行起来怎能不感到扭曲？某种程度上，这也是我决定退学的直接诱因。

事实上，2020年入学不久，退学的念头就已萌生。感觉与理想的科研环境相去甚远，具体细节已不愿赘述。后来，课题越做越感到割裂。在家人的劝说下，我曾一度犹豫是否坚持。

到了第五年，精神上的痛苦已转化为生理性的排斥。每次从宿舍走向实验室，脚步愈发沉重。一进入实验室，便感到胸闷、头晕与恶心。我想，算了，不必再勉强自己，继续下去，最先垮掉的恐怕是我自己。

况且，那时我的自媒体频道已有起色，收入也相当可观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还要继续耗费时间从事毫无认同感的工作，就更缺乏理由了。

我也设想，如果真的熬到毕业，取得博士学位，回头审视那几年，既未投身真正的科研，又混得一纸文凭，内心只会充满愧疚与别扭。于是，我选择了离开。

我没有选择

我出生在东北农村，父母都是农民工。上大学前，我甚至没走出过大连市。初二初三，我一直是班级第一，家人觉得我很出色，我也信以为真，颇有些自得。

但走出那个环境才发现，我这成绩放在北京海淀，可能根本不值一提。还有来自山东、河南的顶尖学生，我确实考不过。高考填报志愿时本想选择汽车工程，结果被调剂到了生物专业。开学第一课，老师便直言不讳：这专业本科毕业就业困难，必须继续深造。

视野打开后，我清醒地看到了差距。互联网时代，信息看似平等，但不同背景的大学生对于世界的认知与规划，依然存在巨大鸿沟。这让我彻底认清了自己的位置，以及下一步必须做什么才能改善处境。至于伤感之类的情绪，没有时间沉浸，想了也无用，改变不了任何现实。

2014年大三上学期，课程基本结束后，我便急于寻找工作。大二那年，父亲在工地受伤，单位鉴定不属于工伤，老板留下两千块钱后便失联了。家里为给父亲治病，花光积蓄还欠下十几万外债。后来，父亲还是去世了。

我去北京找到一份世界500强药企医药代表的实习，曾以为这份履历光鲜。现在回想，那只是一个未曾见过世面的年轻人的幻想。所谓医药代表，实则是公司最基层的岗位，工作毫无技术含量。我们整天围着医生转，送餐、送小礼品。每天饭点前，都要询问主任想吃什么，还得去高档餐厅购买。有一次餐厅出餐慢，我一路小跑送回，主任却不悦地说：“我还以为你今天不来了呢。”

这段经历对我冲击巨大。本科之前，我一直是骄傲的。北京之行，直接将我打回原形。那时实习工资1200元，在丰台角门西和两个同学合租地下室，每人月租就要1300元。

没钱吃饭，我就把中午陪医生用餐的剩菜打包回去。有时没有剩菜，就吃土豆蘸酱、茄子蘸酱。即便这样，钱还是不够。周末我去做地推、游乐场安全员等各种兼职。为了找兼职，我曾花400元加入一个兼职群，却因未干满一个月而没拿到报酬。后来去应聘KTV服务员，对方要求先交400元定制服装——又是400元，这个数字让我瞬间警觉，借口上厕所离开了。

当时租房押一付三，住满三个月后，中介跑路了，押金全无。在北京，我几乎把年轻人能踩的坑都踩了一遍。但既然选择外出谋生，怎好意思再向家里开口？

2016年本科毕业，我回到沈阳，在一家疫苗生产企业配制药液。干了两个月辞职，又换到一家狂犬疫苗厂做仓库管理。都是技术含量很低的工作。在车间里，我感到人生毫无前景。真的想过结束一切，但主要是惧怕生理上的疼痛。干了两个多月，公司将我辞退，或许是领导对我不满意。

在车间里，我遇到一位辽宁中医药大学的硕士，觉得他各方面能力平平，但月薪有6000多，而我只有3000多。内心极为不甘，于是萌生了考研的念头。当时发了狠：“如果这件事做不成，我就不活了。”反正本来也觉得活着没意思。

不好意思回家，在外租房又没钱，我找到一位本科同学，在他宿舍打地铺。同学们很照顾我，没有多言。就这样备考了两三个月，我考上了研究生。学习这件事，对我来说还算相对容易。

到了研二，我发现自己阅读文献的速度和理解深度远超旁人，这让我找回了一些自信，觉得自己或许有些许天赋。于是硕士毕业后，又继续攻读了博士。

本科时，我还看不上教师职业，觉得工资上限不过一万，我的目标可是年薪百万。但决定读博时，期望值已降低很多：去四五线城市的二本、三本院校当个老师，工资比公务员稍高，工作相对清闲，就心满意足了。当然，后来自媒体做起来后，各项收益远超常规工作，也就不再考虑这条路了。

制作自媒体视频，内容都是自己想表达的观点，自由度极高。除非接洽广告需要适应甲方要求，但接与不接我可以选择。这种自由令人感到幸福。读博的后两三年，我在自媒体上投入的时间越来越多，对科研早已心不在焉。

回过头看，我认为并非我选择了这条路，而是综合所有条件后，我只剩下这条路可走。

什么叫有选择？是往东走是坦途，往西走亦是通衢。但如果往东是生路，往西是绝路，那我往东走就不叫选择，叫必然。我的处境并未提供太多选项，只有一条路能让我活得有尊严，所以我只能走下去。

人活着应该有点目标

读博期间，我曾为一个平台撰写科普简介。写得很快，逐渐萌生了自己制作视频的念头。那时已经意识到，视频传播是未来的主流媒介。

最初，我想做一个正经的科普博主，炫耀知识，收获崇拜。后来发现，网友比我想象的聪明得多，我无法在知识层面令他们折服。于是，风格逐渐转向平实与接地气。

读博压力巨大，我便讲述自己遇到的问题。没想到，感到痛苦的不只我一人，很多人也乐于探讨这些话题。我们算是苦中作乐，互相交流经验、彼此慰藉。这或许也是网友关注我的一个原因。如果我整天摆出学术权威的姿态，大家可能反而不爱看。粉丝是平稳增长的，我从不认为成为一个博主有什么了不起。像施一公那样敢言敢行，才是真正的力量。

例如，施一公多年前就预测中国SCI论文数量将很快位居世界第一，但也警告过度量化、盲目追求影响因子会导致学术灌水泛滥。他不仅指出问题，更在清华大学推动改革，甚至亲自创办大学，试图从根源上构建新范式。这才是真正厉害之处：指出问题，然后全力去构建解决方案。

我也并非眼里容不得沙子。只是觉得，人活在世上，总得有点追求。如果真能做成一点事，对学术界产生些许积极影响，那会是一件非常有价值的事。人总有对“建立功业”的渴望，施一公老师有自己的大学和产业，我没有。但如果能在一个特定领域产生一些建设性影响，勉强也算一种成就，我对这种可能性依然抱有期待。

对此我毫不避讳。只要有人问起，我都会明确告知：我做这些事， partly 是为了获得一个良好的声誉，为了将来墓志铭上能有一句值得铭记的话。我至今不确定那句话是什么，但至少得为之努力。物质生活上的需求，目前已经能够满足。我只是想探索，除此之外，人生还能追寻什么。

现在，对于“学术打假人”这类标签，我的态度比较中性，甚至有些麻木。一个称号并不能帮我达成终极目标。目前，打假只能导致单篇论文被撤稿，我认为这远远不够。我更期望的是，这件事能对未来科研体系的改进产生实质性推动。

以往揭露的造假论文，无论撤稿与否，都已成为过去。我期望通过持续发声，让更多人认识到“重复实验”在科研质量管控中的核心价值，从而推动一些制度性改变，优化未来的科研环境。我追求的影响力，并非粉丝数量的简单累积。我要的，是那些掌握资源的“杰青”们真正行动起来，做出切实的改变。

来源：互联网